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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四凶

所谓“黄埔四凶”,是指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四人。这四人在黄埔军校期间,各自担任着干部和教官的职位,因他们常为中下阶层考虑,引发了黄埔军校右派分子对他们的攻击。

其中,邓演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恽代英,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高语罕则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结识,二人经常一起参加活动;张治中,黄埔系骨干将领,参加过抗日战争,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

文章
张治中

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

张治中生于光绪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肥西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账,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 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军阀时期

宣统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治中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

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民国5年(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国6年(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

民国13年(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12月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附,代理总队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民国15年(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

民国17年(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

民国21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民国22年(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

民国25年(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战时期

民国27年(1938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

民国28年(1939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发动“焦土政策”,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 

民国29年(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在这些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张治中兢兢业业,为自己立了“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等自律,谨言慎行,努力工作,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民国30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民国34年(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

解放战争

民国35年(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民国38年(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成就贡献

政治

1924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张治中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内局势的稳定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1939年主政湖南省,提出“廉、正、勇、勤”作为湖南省训,同时以严正不苟的精神惩治贪污,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坚决贯彻联共抗日的方针,使湖南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与共产党展开谈判,保障了国共统一抗日战线的稳定性。 

1946年张治中多次周旋,营救新疆地区被捕共产党员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5年重庆谈判与1949年北平谈判中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方略都深思熟虑,提出许多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军事

1925-1926年期间先后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一和第二次东征作战,巩固了中华民国的稳定。 

1930年5月编成中央教导第二师,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陇海战役,此次战役使得各地军阀损失惨重,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1932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张治中作为战前准备工作的组织者和战役的指挥官,苦战三个月,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1945年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处理新疆阿尔泰地区发生的“伊宁事变”,避免了新疆地区的战乱。 

家庭成员

妻子
  
洪希厚(1892-1976),张治中背后的女人。
长女张素我(1915年4月—2011年12月2日),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
次女张素端,信息不详。
三女张素初,信息不详。
大儿子张一真,信息不详。
小儿子张一纯,原北京政协常委。

轶事典故

忠于爱情

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洪希厚一生对丈夫的工作从不乱发表意见,但有有一次,洪希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张治中准备赴淞沪抗日战场,他的四弟张文心也将前往。张文心七岁时即由洪希厚带大,两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对丈夫说:“开战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对于妻子的这一请求,张治中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其他时候,只要不打仗,洪希厚和张治中总是在一起,他们相互陪伴直到终老。 

直言进谏

在国民党任职期间总共四次直言进谏蒋介石。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国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治中之子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国民党当局正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再写万言书,托人带给蒋介石,力言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再无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坚持正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周恩来把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张治中从此变得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张治中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周恩来安慰张治中说:“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除了写信,张治中还曾经面谏毛泽东。“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张治中被儿子张一纯推着坐在轮椅上见到毛主席。张治中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这时,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显得很沉闷。 

人物评价

蒋经国在得知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称道:他太天真了,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蒋介石称其为“革命叛徒”,“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因其一生均为中国和平奔波,故后人称其为“和平将军”。

邓颖超评价张治中:“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周恩来曾评价张治中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后世纪念

张治中故居

张治中故居由故居和桂翁堂组成。故居位于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村,桂翁堂坐落在洪家疃村旁黄麓师范校园内。两处房屋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建筑物,砖木结构、小瓦屋面。张治中故居建于1928年,原有5间4进6厢共26间房屋。门首悬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张治中故居”花岗岩匾额。室内按当年的原样陈列着张治中将军的生活用品。离故居南约100米,是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1988年6月,张治中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确定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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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语罕

早期经历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 ,与陈独秀结识。1912

年赴山东青岛任教。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芜湖任省立第五中学学监兼授英语。在该校创办学生自治会,并创办商业夜校二所,支持蒋光慈、钱杏邮、李克农等组织安社。1919年发动学生联络芜湖各校掀起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爱国斗争,7月被解职。转任第二农业学校教员,积极推动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同年冬离校去上海。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重返芜湖五中任教。1921年初出版《白话书信》五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5月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

加入中共

1921年1月,高语罕已成为中共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 ,他把在芜湖五中、工读学校等校的讲义编纂成《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与《尝试集》、《独秀文存》齐名,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大力作。次年8月,高语罕参加完中共“二大”,受党组织派遣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老郑、小房、朱德夫妇和我……史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1923年春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8月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

大。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1925年春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在平民女校任教。参加五卅运动,曾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8月被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门事务,并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同年12月被派到广州,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蒋介石并诬为“黄埔四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如黄埔军校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包括政治总教官、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学员高国玖(其长子)、高贵玖(其次子)等,都在“清党”中被捕,被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几天后,熊雄、高贵玖被执行枪决;过了两年多,高国玖才与张国屏、戴冠宇一起,期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与姐姐高云玖(其女),都被反动派杀害。》1926年1月,作为安庆市国民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中共出席会议代表的党团书记,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不久兼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同年冬到汉口,主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办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

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并任杨森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曾同廖乾吾等秘密会见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召开庐山会议反共的阴谋。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随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后,被前委派去香港进行联络工作。曾书面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不久移居澳门。1928年转去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对陈独秀极表同情,思想逐渐靠拢。12月15日随陈独秀等签名发表八十一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参加托陈取消派活动。后到北平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冬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转移到香港任教兼卖文谋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陈独秀代言人的身份宣传抗日。1939年5月随陈定居四川江津,与陈合译《大英百科全书》。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他帮助料理后事。此后移住陈铭枢家中,撰写古体诗。1945年撰写《九死一生》回忆录。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

人物事迹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号世素,安徽省寿县正阳关人。 

反清志士 “五四”先驱

1888年,高语罕出生在寿县正阳关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家庭里。1905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7年归国,赴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曾参与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因“没有暴露身份,得以逃脱诛杀。”不久,佐助韩衍创办《安徽白话报》。辛亥革命时,他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并与陈独秀结识。1912年4月,青年军总监韩衍被刺杀,高语罕与王萧山冒险予以收殓、安葬。不久,即奔赴山东青岛,由高一涵推荐,在该地任教。
  1914年底,高语罕转赴上海,以卖文为生,曾在余谷民主办的《神州日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青年军讲义疏笺》,阐扬韩衍《青年军讲义》的革命精神。1915—1916年,他在上海积极参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青年杂志》第一卷上就曾连续发表过他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和《青年之敌》。第二卷《新青年》,又连载高语罕的“淮阴钓叟”为笔名所撰写的《青岛茹痛记》,深刻揭露了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罪恶。
  1916年秋,由刘希平推荐,高语罕赴安徽芜湖任省立五中学监,兼授英语。1917年秋,在省立五中实施教育新主张,创办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由学生审查、管理学校财务,评论教师讲课能力,监督厨房。倡议创办了工读学校和平民夜校,前者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半工半读。黄埔一期生、著名北伐烈士曹渊即经高介绍入该校就读。后者吸收纱厂女工和人力车夫入学。1918年,高语罕又创办商业夜校两所,吸收芜湖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子弟入学,教师由省立五中师生担任。高语罕曾亲自任教,编写教材,闻名于世的《白话书信》自此开始编写,并成为商业夜校的教材之一。是年,在高语罕的倡议主持下,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社”在芜湖成立。安社标榜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礼教,并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报,在省内外发行。史载:他所在的五中被称为“执安徽学生运动‘牛耳’的学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次日凌晨,高语罕即发动五中学生骨干到各校联络,并在校内外公开演讲。5月10日晚,高语罕又以芜湖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力争归还青岛,并致电上海《申报》暨各省教育会、参议会、学联会以及广州军政府,呼吁声援支持;又致电本省各县商会、勤学会、各学校、农会,“嘱迅电力争”。次日,又在芜湖各校师生代表大会上发表组织国民大会的演讲。响应五四运动的热潮自此在芜湖高涨起来。6月8日,经高语罕教授的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学生骨干的奔走发动,芜湖商界全体罢市,工界全体罢工,以声援北京五四运动。芜湖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少数城市之一。是年7月,在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的压迫下,高语罕被五中解聘,离开芜湖。在告别宴会上,高语罕以韩衍之话赠给送行师生:“我之道德完备,天地鬼神,皆来听命。道德苟有一丝一毫之可议,魑魅魍魉,于我皆有发言权。时势不艰难,人人皆善思而善处矣,安用吾辈为?时势愈历愈难,所以试吾手腕之愈伸愈大。自种之花,香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护之愈惨淡。”是年秋,高语罕被芜湖二农聘请,时值全国掀起赴欧勤工俭学活动热潮。经他奔走、推动,芜湖有不少学生赴法,其中以二农为多,如李慰农、尹宽、季苏等。因学潮事与亲军阀之二农校长吴光祖发生激烈冲突,高语罕于1919年寒假辞职离校,转赴上海。其间,与陈独秀联系密切。 

早期入党 传播马列

1920年,高语罕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以“钓叟”为笔名在《少年世界》上发表连载文章《芜湖文化运动记》,以“素心”为笔名发表《芜湖教育观》。是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高语罕赴京,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张申府曾两次回忆:1920年,“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 ... 早期建党时,高语罕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刘伯垂、沈泽民、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接触频繁。”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成立后,曾创办外国语学社,高语罕推荐芜湖省立五中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入学。以后,蒋、吴二人即赴俄留学。是年10月下旬,高语罕回芜,重新接受省立五中聘请,并先后推荐了董亦湘、沈泽民、郑太朴、时绍武、武可权等在该校任教。
  这一时期,高语罕以通俗的文字、大众化的形式,向民众宣传“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等问题。1921年1月,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局出版。该书共分五编。第一编绪论,介绍书信的基本常识;第二编家庭书信;第三编社交书信;第四编工商书信;第五编论学书信。内容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哲学伦理、恋爱婚姻、文教研究、社交经商等各个方面。它是高语罕“五四”以来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书中虽夹杂一些错误观念,但总的来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宣传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的《白话书信》,1921年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为当时最畅销三部书,虽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再版39次,发行10余万册,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影晌了无数青年志士。省党史办评价:高语罕在《白话书信》的新史料给安徽现代革命斗争史增添了重要内容,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安徽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更使我们认识到皖省早期党员的活动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4月30日,在高语罕倡议下,《芜湖学生会旬刊》创刊。5月,以高语罕为首,组织了“芜湖学社”,并于5月15日创办了《芜湖》半月刊。高语罕曾在该刊发表《中等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底我见》、《学潮中的教育》和《省会门前的血》。6月2日,安庆爆发了一次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斗争,史称“六二惨案”。高语罕曾领导芜湖师生积极声援,并与其他教育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8月至10月,又率领芜湖学生骨干赴安庆参加推翻皖省三届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约在10月下旬,高语罕赴上海,向周佛海推荐安庆学生宋伟年、唐道海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芜湖省立五中学生马章禄、夏揆如亦作为皖省代表。12月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高语罕的《青年底病根》。
  1922年3月,芜湖人力车夫罢工。3月22日,芜湖劳工会成立,发表了宣言,影响颇大,此为高语罕前段时间工作之结果。是年上半年,高语罕赴上海,还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任教。在这里要提及的是:平民女校,是中共成立后不久,为了领导妇女运动,培养妇女干部,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自由和革命真理的女青年,如高君曼、王剑虹、丁玲、王一知、钱希筠等,纷纷投奔女校学习。高语罕和陈望道、邵力子在其中教国文。上海大学则是上海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于右任等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高语罕和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等教社会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的熔炉。当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为党培养和造就了象秦邦宪、王稼祥、关向应、杨尚昆、阳翰森(邱清泉、康生、陈伯达、饶漱石也是学生)等一大批干部。
  在平民女校教授的同时,进入外国语学社,习德文。1922年8月,高语罕与郑太朴、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进入哥廷根大学。是年,党中央曾指示旅欧的中共党员及其组织合并成立一个中共旅欧总支部。高语罕与郑太朴、张申府、章伯钧、朱德、孙炳文、廖焕星等编在德国支部里。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建党初期的情况:“在德国也组织了共产党,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据他自己在《九死一生记》中回忆,1922年在德国留学时他介绍朱德、章伯钧、孙炳文、史叔隐等加入共产党,后又介绍学生蒋光慈、阿英(钱杏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杰出代表,左翼作家)、李克农、曹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高语罕自德国留学归来,先赴北京与李大钊联系,后赴上海,至陈独秀处报到。8月20日晚抵芜湖,代表中央指导皖省国民党党部事务,指示芜湖青年团组织在现基础上成立共产党组织。为加强芜湖力量,又推荐张秋人到芜湖新民中学任英文教师。1926年4月,中共芜湖特支建立,直属中央领导。1925年9月,高赴安庆,指导省党部事务和安庆青年团组织,后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 

“黄埔四杰”起义南昌

1925年12月,高语罕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高语罕的讲课,语言生动,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富有逻辑性。高语罕一贯提倡白话文,早在20年代,由于他大力提倡白话文而颇享盛名,受到很多青年的敬重。到黄埔讲授政治学仍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很有风趣地说:“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类似这样的讲述,几乎每课都有些补叙。聂荣臻在《黄埔旧事》回顾军校经历时,曾多次赞誉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和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誉为“黄埔四杰”。她还是叶剑英的共产主义启蒙老师,在黄埔他和周恩来一样是张治中十分敬佩的人。12月27日,被安庆市国民党市党部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6年1月16日,高语罕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定为我党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并与汪兆铭、邵力子起草宣言,与张国焘、许卓然讲述国共合作之必要,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二人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不久,他还担任毛泽东广东农运讲习所政训主任。在黄埔军校举行的欢迎出席“二大”代表会上,高语罕提出纯洁革命阵容,分清敌我界线问题。他在发言中讲到:“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尤其是要对任何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肃清在我们阵线以内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蒋介石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一样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在其他的集会上,高也有类似“不仅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而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的说法。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以高的发言为共产党倒蒋活动事实之一,散发题名《校长宴会全体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的小册子,指斥高语罕、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为“黄埔四凶”,下令予以逮捕。后撤回成命。这一时期高语罕还在毛泽东的农讲所里,担任政治训练主任。1926年4月7日,汪精卫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朱其华。高语罕离广州去上海,在轮船泊至黄埔时做诗云:“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6月4日,陈独秀亦为此发表一封《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对蒋介石的指责予以驳斥。是年下半年,高语罕在上海介绍钱杏邨入党。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陈独秀由沪入汉,高语罕亦随行。安徽省临时党部由上海马浪路景盖里迁至汉口联堡里,并在武汉黄土坡设立安徽党务干部学校,高语罕任该校主要负责人,并在指导皖省省党部事务上,“起到很大的领导作用”。
  1927年初,王明到武汉,请求高语罕在陈独秀处说项,让他担任中央委员,被陈独秀斥责。3月,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这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种大型日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和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高语罕在3月27日的报上发表了《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的社论,出版《白话书信二集》和《现代的公民》,抨击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制造惨案的行为。4月份,国民党安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高语罕被增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高语罕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四·一二”政变当日,高语罕与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不久任第二十军杨森部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党拟取四川,刘伯承、高语罕均为共产党员)。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凯旋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高语罕因与张发奎的关系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由沈雁冰接任总主笔)。此时,他还兼任第二方面军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负责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班。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出席大会。
  “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之后,高语罕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前召开了三次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第二次九江会议”和“小船会议”。“第一、二次九江会议”明确提出在南昌独立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7月2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的高语罕和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的模样。这就是乐投亚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又称“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在阻挠南昌起义时,高语罕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叶剑英晚年向肖克回忆南昌起义时的“小划子会议”,曾指出高语罕参与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筹划事宜;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对他极为仇恨。他就是中共早期著名人物高语罕)。
  起义当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高语罕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5人为委员。高语罕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南下途中,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文告大多是高语罕起草的。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十一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南下汕头后,周恩来、恽代英让高语罕等到香港接洽张发奎,但商谈无结果,他写了《高语罕给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 

追随独秀 九死一生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排除于中央领导之外。高语罕随陈独秀由武汉赴上海,处于闲居状态,被编入由钱杏邨、蒋光慈、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支部(春野书店),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期间,与陈独秀联系密切,思想开始倾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11月,在春野支部,被开除党籍。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为托陈取消派纲领。高语罕名列其中。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内奸告密,于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家中被捕,托陈取消派因此被网罗殆尽。高语罕由上海逃亡香港,卖文度日,兼或授课。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陈独秀出狱,高语罕闻悉,由香港赴南京,与陈取得联系,以后一直以陈独秀的代言人称世。其间,蒋介石曾召见陈独秀、高语罕,委陈为“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相见;高语罕曾见蒋一面,被陈斥责。9月,随陈独秀去武汉。次年5月,又与陈独秀去重庆,定居江津县。
  1938—1942年期间,高语罕闲居江津县,以卖文度日,经常在重庆《大公报》、《新民报》晚刊上发表诗文。高语罕目睹日本侵略,祖国山河破碎,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风风雨雨,转眼老矣,不禁感慨万千,写出了“苍茫倚剑独哀吟,偶泻天灵自吐吞。眼底战场应有我,那堪憔悴作诗人”的诗篇。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逝世,高语罕赴丧,并料理陈的后事。5月29日,写就《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发表在《大公报》上,追忆陈独秀一生。并在以后,不断撰文评价陈独秀一生“对人类、对社会的功绩”, 时论做此事的“只有他一人”。
  陈独秀死后,高语罕主要寄居在陈铭德家中,生计艰难,以卖文为生,和张恨水等人常为《新民报》撰稿。1943—1946年,高语罕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古体诗,《新民报》晚刊曾特辟《语罕近诗》专栏,刊载高的作品。多数为怀旧应酬之文,但不乏有歌颂抗战之作。如1944年4月11日发表的《我军克孟关》:“誓把倭奴战正酣,健儿勇往不知返。前方昨夜连传捷,报道我军克孟关”。又如《报传梅兰芳陷敌不屈死,果否不可知,诗以励之》:“登场粉墨缘何事,姹紫嫣红逐水流。果尔发眉阶下死(报载梅郎陷敌后即留须,以示不复登台),艺人应自有千秋。”1945—1946年,《新民报》晚刊重庆版和南京版连载高语罕的长篇回忆录《九死一生记》。期间,为谋生计,高还佐助其夫人王丽立行医,曾为人诊疗。1946年春,《新民报》社迁往南京,高语罕获陈铭德允诺,免费附搭该报专轮赴宁,住南京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房屋中,生活十分清苦。原安徽省立五中、二农学生王特华、丁廷洧、朱大猷、单长琦、温广汉等不时予以接济。1947年,高语罕贫病交加,于1948年春病故。死后,无以为殓,幸得原安徽二农学生王特华之力,方能安葬。墓碑由于右任题写,其墓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旁(旧名花田),离《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墓很近。十年浩劫中被砸,但墓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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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

人物介绍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五四运动”时,他就深入湖北黄冈农村,宣传发动农 民,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1919--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加入共产党。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写出了重要的论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在上海被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林。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漏了身份,三天后,也就是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  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党团干事。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底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恽代英是敌人切齿痛恨的共产党人。早在黄埔军校,恽代英便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因此把他作为重点搜捕对象。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931被杀害于南京,时年36岁。遗著编为《恽代英文集》等。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恽代英就义前留下的感人肺腑的诗篇。

生平经历

恽代英,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恽爵三为清朝知府下属八品官,母亲陈葆云出身于士宦之家,是代英的启蒙老师。代英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便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罢休。

1913年,他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他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他博览群书,除了阅读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书籍,还涉猎自然科学。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敬慕。他擅诗善文,还具有演说的天才。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恽代英追求真理,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20世纪初叶,在中国大地上,一批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洗震、黄负生等创办了互助社。互助社的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

1918年夏,恽代英大学毕业,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的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迫使湖北督军王占元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要求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2月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是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恽代英在1919年10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春,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6月,恽代英回到武昌。同年秋到安徽宣城,任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随读的有李求实、吴华梓、刘茂祥等。他到校后,对学校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举行“五四”、“五七”纪念会。由于恽代英的革命活动,宣城地方反动势力恐惧万分,诬指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安徽省军阀下令通缉恽代英。恽代英被迫于1921年5月离开了宣城,只身经芜湖、安庆,来到南京。

同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举行年会。年会在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左舜生等则坚决反对,主张学会应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恽代英在年会上,起初采取调和态度,以免学会造成分裂。年会的后期,当他完全意识到学会不可避免要分裂时,就在大会上作了《学会前途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发言,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场斗争教育了恽代英,使他寄托在少年中国学会上的改造中国的希望破灭了,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步伐。

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7月中旬,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岗成立了“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恽代英闻讯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次年5月,他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

1923年1月,恽代英因遭受军阀张英的迫害,愤然离开了泸州,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同年夏,他应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的聘请到上海大学任教。他和邓中夏、肖楚女等人一起为我党培养出许多优秀干部。

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团“二大”结束后,恽代英到上海和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

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的编辑。他除精心编辑外,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称赞他是良师益友。恽代英撰写的这些文章,为我们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一大”后,恽代英受党的指派,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深切悼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国共两党联合发动社会各界举行追悼会,掀起了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宣传。恽代英参加了上海执行部举行的各种追悼活动,他还奉上海执行部之命,来南京举行悼念和宣传活动。4月21、22日两天,南京各界人民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和活动,计有10万人参加。恽代英、何香凝、邵元冲、杨杏佛等发表演说,对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进行了宣传。

这一年上海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恽代英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领导了上海学联和全国学总党团,负责青年学生工作。为了把“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各地,运动一发生,他以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发电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声援上海爱国运动。在运动高潮中,他来到南京进行宣传鼓动,向南京人民介绍了“五四”惨案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

7月15日至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这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又一次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7月19日,恽代英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五四运动》的演说。

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1926年5月,调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这时蒋介石正加紧阴谋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恽代英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恽代英奉命留守广州。

10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

恽代英和宋庆龄、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军校政治科迁到武昌,恽代英也奉命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科担任领导工作。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三镇顿时掀起了反蒋斗争高潮,恽代英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反蒋斗争。22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联名讨蒋通电;次日军校学生和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讨蒋通电》。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还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

在一片讨蒋声中,这一年的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瞿秋白、毛泽东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恽代英率领军校学生随叶挺部队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取得了讨夏的胜利。继夏斗寅叛变后,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

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7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周恩来等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临时中央派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江西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织革命力量,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恽代英等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邓中夏、李立三等商议,并征得瞿秋白的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

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恽代英为革命委员会成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历尽千辛万苦,于9月下旬到达香港。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张太雷仍然担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省委常委。11月26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取得了胜利。当天,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恽代英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广州起义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恽代英没有灰心丧气,他对周围的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不怕失败的人才是能取得胜利的人。”“俗话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假如我们造30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难以令人设想的崎岖道路,

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退到香港。

1928年6月,恽代英从香港赴广西贵县,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

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会后,他视察了闽西苏区。这时,党中央的领导人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全国暴动。恽代英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调恽代英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

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嫌疑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假口供,敌人无可奈何,6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5年徒刑。监狱中生活极其恶劣,连霉米饭都吃不饱,里面还夹杂着石子、砂子、稗子;开水也不够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为了改善狱中生活,反抗虐待,恽代英组织难友们开展斗争。“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时,恽代英用亲身经历向难友们讲述了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

8月27日,恽代英被押解到苏州监狱。次年2月,又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关押。监狱非人的生活和疾病的折磨,使他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他经常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战场固然是考验,而监狱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特殊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他还写下了这样一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

恽代英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蒋介石急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对。4月28日,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来到监狱。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震南劝降失败,下令将代英加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

蒋介石闻讯后,亲手下令:立即就地处决!4月29日中午12时,敌人将恽代英从牢房押往狱中刑场。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沿途高唱《国际歌》。临刑前,面对执行的刽子手,恽代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刽子手的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个人诗作

每作伤心语, 狂书字尽斜。

杜鹃空有泪, 鸿雁已无家。

浩劫悲猿鹤, 荒村绝稻麻①。

转旋男儿事②,吾党岂匏瓜③?

注释:

恽代英,江苏武进人。一九二七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年五月被捕。次年四月在南京就义。一九一九年,恽代英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五四”运动爆发,他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诗写于此时。

①浩劫两句:谓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老百姓生产荒废,生活痛苦。

②转旋:即旋转乾坤,谓用革命来改造社会。

③匏瓜:即葫芦。《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处谓党要求自己有所作为。

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②,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③。

注释:

①恽代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运动时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年在上海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②浪迹:行踪飘泊不定。旧游、故人:原意都指老朋友,此指革命同志。千秋:不朽。

③已摈忧患:已摒除个人得失。寻常事:把个人得失看得很平常。楚囚:春秋时,有楚国人被晋国俘虏,仍带着南方楚国式样的帽子,表现对故国的怀念。这里借用说虽然被囚仍保持革命者的豪情壮志。

名人名言

1、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为将来的人创造美满生活的战士,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痛苦伤心。

  2、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

3、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4、我们不能像蚯蚓那样,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我们还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要改变这个社会,还得加入这个社会…我走了,这只是暂时分手,你们不久可能先后离开,相信在革命的征程上,我们还会见面的!

5、我们常说青年是革命的力量,因为青年的感情丰富,气性刚烈。他们不知道隐忍羞辱,他们不知道躲避危险,所以他们见到应当革命便会勇猛的为革命而奋斗。

大事年表

1895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籍江苏武进县。   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曾在《新青年》、《端风》、《青年进步》、《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17年10月在该校学生中发起组织进步社团互助社。  

1918年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任该校附中教务主任。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为武汉爱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带领互助社等青年团体的学生写宣言,发传单,创办学生周刊,领导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调查并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9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次年,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并先后创办《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我们的》等进步刊物。  

1920年春,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由信奉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  

1921年7月,领导建立“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的共存社。11月,主张将少年中国学会改造为布尔什维克团体。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夏调上海,先后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创办《中国青年》,任主编,先后发表130余篇文章,引导青年前进,批判国家主义派、冯自由派、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同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新建设》月刊。  

1925年5月,因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中共中央决定5月30日组织上海市民举行反帝大示威,他为示威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与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制定在全国组织反帝运动方针。  

1926年1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及军校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兼任中共广东区委青年部部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他在黄埔军校任期中编有《政治讲演大纲》、《政治学概论》、《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等讲义,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  

1927年初,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主任教官,并受聘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委。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曾负责修改农民问题宣言,主张维护农民利益。4月受聘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教员。湖北省政府成立,任省政府委员。5月,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主张公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期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与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站在一起,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当选为中央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毛泽东等团结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民众之蟊贼”。5月中旬,夏斗寅叛变,恽任中央独立师党代表,协助叶挺部击退夏部进犯,保卫武汉。同年7月23日,赴九江参加筹划南昌暴动。30日抵南昌,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八一”南昌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8月5日,随起义军南征。部队在广东潮汕遭挫,从甲子港乘船去香港。12月,与张太雷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主编机关刊物《红旗日报》。起义失败后,再转香港,担任广东省委委员,从事地下斗争。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赴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宣传部秘书长。  

1929年6月,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2月,以中央代表身份出席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通过调查,在《红旗》上发表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和《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文,热情赞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因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受打击,后调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6日,在怡和纱厂接头时被捕。  

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监狱中遭杀害。牺牲前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不朽诗篇。

牺牲经过

恽代英烈士殉难处,位于南京城西江东门,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

1930年国民党在此建造了中央军人监狱,又名军政部军人监狱或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监房分为东、西、中、南等处,其中南监条件最差,人称“狱中狱”。另有水牢四间,水中设铁笼,被囚者只能站在里面。监狱内有刑场三处,围墙高6.7米,上设电网,四角设有岗楼,墙外深沟护绕。1931年恽代英被关押于此。

1930年在上海任泸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在杨树浦韬朋路老怡和纱厂门前与工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由于恽代英在敌人面前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使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将他判刑5年,先后羁押于漕河泾监狱、苏州监狱,1931年2月转押恽代英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革命,出卖了恽代英。蒋介石知道这一情况,急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对。4月28日,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来到他面前。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而又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敌人对恽代英进行劝降,遭到严厉斥责,遂将恽代英戴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

蒋介石得知恽代英不肯屈服,下令立即就地处决。4月29日中午,敌人将恽代英从牢房押往监狱的刑场时,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临刑前,面对行刑的刽子手,恽代英发表了慷慨的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恽代英高呼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6岁。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人物评价

1950年,周恩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题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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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

人物生平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

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作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遂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军事指挥。攻克武昌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1927年2月,邓演达同徐谦、吴玉章、黄琪翔等5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与搞分裂活动的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重新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邓演达已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缉邓演达。4月17日,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4月23日,邓演达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谴责蒋介石政变、残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活动。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多次与汪斗争。当他感到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自己必须和汪划清界线时,于6月30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书,严厉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行径,随即辞职去苏联。11月1日,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以后,赴欧、亚十几个国家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后,他一面策划军事倒蒋,一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20号给干训班学员讲课,因叛徒陈敬斋出卖,被蒋介石逮捕,旋即解往南京。在狱中,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他。但邓演达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严词拒绝了。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邓演达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南京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峙。1961年11月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朱德和宋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1981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彭冲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

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人物事件

邓演达(1895年—1931年),又名策成、仲密,字择生,化名石生登,广东省归善县永湖乡鹿颈村人(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程乡县丙村镇(今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 。父亲邓镜人从梅州移居惠州三栋镇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1911年随广东革命军北伐。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初,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国民党左派。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力主东征讨蒋。民国16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邓演达流亡欧洲。11月1日,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

1930年5月回国,同年8月,在上海格罗希路大福里(今延庆路29弄1-21号),将民国16年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总干事,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9月1日创办和主编《革命行动》,主张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蒋。11月在上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黄埔各期同学,策动反蒋。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8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上发表《宋庆龄之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著有《邓演达文集》等。

被捕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赴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负责人陈敬斋叛变告密,邓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任一、金新光、邓文、张小山、李文英、黄素、云素青、黄经耀、方巨、张昌、朱凤卿、任树宣等12人。嗣后,许寿祥、程朴二人又在威海卫路和麦根路被捕。这天共捕15人,其中任树宣不满16岁,是二房东的儿子,与案情无关;许寿祥是厨师,朱凤卿是打错门牌闯进来的,亦与本案无关。参加这次搜捕的除邓警铭率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外,还有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下午3时许,邓演达等13人被关进静安寺英国巡捕房一间仅一丈见方的临时囚室。

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邓演达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成立一年,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成为跟蒋介石嫡系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的团体,在军事上构成对 南京政府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的革命活动极为忌恨,悬赏30万元捉拿邓演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除密令该部侦查 队缉拿邓演达和他的战友之外,还发函至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15日,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发出了“火速拘提”邓演达、沈维岳、季方三人“到法院听候审讯”的拘票。

邓演达与辛亥革命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演达烈士殉难80周年!——樊振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同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孙中山改良的愿望落空后,他奔走于海内外,为革命而呼号,“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于划破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100周年时为1995年,所以当时是惠阳县还未建市)鹿颈村,1931年11月29日夜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萌生了立志学习军事,做一个出色的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军人以报效国家的愿望。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使他受到了更大的激励。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编为第四期学生。由于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聪颖过人,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宣誓时还打了手印。当时全校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只有20多人,各期学生都有一位党务主持人。邓演达这一时期的同盟会员有郭冠杰、肖冠英、廖尚果、陈济棠等人。有一次邓仲元对其同乡学生廖尚果说,要多努力,争取得个第一名,为惠州人争光。廖回答说:争取第一名自有邓演达,轮不到我,不找这个麻烦。参加同盟会后,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节假日,又经常集结在一起,到黄埔郊外活动,议论国家大事,在革命大潮中,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当时,同盟会干部姚雨平负责广州附近军事学校和巡防营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常需要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清官府因广东新军和巡防营不稳,风声鹤唳,故而对出入军中的人员有盘问搜查。邓演达聪明机警,个子矮,“以年幼,长随姚雨平辈作交通员,往来于广州佛山间”,不易引起清兵的怀疑,“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经手传达,机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党员皆亟加称许。”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而失败,清军到处捉拿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邓演达、郭冠杰等“陆小”学生身着军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携带宣传标语,避开军警,由黄浦进城,四处散发传单。反清宣传品的出现,使清廷官吏触目惊心,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斗志。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花岗起义的枪声震撼着黄埔陆军小学的每个角落。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本来受命于4月29日配合起义,因提前起义失败,未及执行命令。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个省市立即响应,宣告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往汕头。住在致安街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邓演达等人到了汕头之后,与当地义军会和,分三路分别进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清朝官兵闻风而逃,未及交锋就缴获一百多支枪。潮汕之役胜利后,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广东军政府。“陆小”的学生军从潮汕回到广州,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成为佳话。

姚雨平组织了8000人的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8日到达上海。次年2月间,英勇顽强的广东北伐军在安徽固镇、宿州一带,击败清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张勋以及倪嗣冲率领的北洋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致电姚雨平、林震,表示“深堪嘉许”。“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姚雨平北伐,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邓演达的军事才能渐露头角。然而,南北议和,双方同意,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上台后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各省义军,中国天空重新阴云密布。在徐州待命的广东北伐军奉命返回南京,邓演达等正规军人,只有执行上级命令,协助做好民军官兵的工作。他们将前线牺牲的北伐军官兵的遗体收殓后全部带回南京,在莫愁湖畔择地合葬。孙中山为墓碑题额“粤军阵亡烈士之墓”。

眼见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邓演达十分悲愤怅惘地由南京回到广东,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定重习军事。他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作插班生,据和他同一住房的郭冠杰回忆说:他“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策划,以林震为总监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在辛亥革命后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军阀、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权,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作者:《前进论坛》特约通讯员、农工党理论研究江苏点特约撰稿人)

人物年表

初出茅庐

1895年(光绪21年)8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随姚鱼平等革命党参加反清活动,作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

1909年(14岁)秋,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前夕加入了同盟会。

投身革命

1911年(16岁),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不久参加姚雨平率领的学生军的北伐活动。

1912年(17岁)春,离开部队,返回广东,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

1914年(19岁),考进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

1915年(20岁),于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毕业,后派往部队见习。

1916年(21岁),在部队见习期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第6期学习。

1919年(24岁),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毕生后到西北边防军见习。

1920年(25岁)年初,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8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率宪兵队随军出发,任督战队队长,并屡向上级献策,打败敌军,深受邓仲元赞许。年底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并下令整编粤1,2两军,邓演达在整编时升任第1军第1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后1师设军官教育班以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兼任教育班班主任。

1921年(26岁)7月,调任1师工兵营营长。年底奉邓仲元之命,陪徐树铮到桂林与孙中山会晤。邓演达工作认真,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得孙中山嘉许。

活跃时期

1922年(27岁)3月,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粤军第1师师长邓仲元遭暗杀。邓演达十分悲痛,表示誓要继续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5月参加孙中山督师的北伐,入江西作战。6月陈炯明于广州武装叛乱,公开反对孙中山,第1师内部拥陈者不少,但邓演达始终不为所动。11月受1师梁鸿楷等拥孙派委托,前往上海晋见孙中山,表示继续拥孙之决心。孙中山对邓印象更佳,旋面授任务,嘱配合滇、桂军共同讨陈炯明,邓当即回粤传达孙中山的指示,积极策动反陈斗争。

1923年(28岁)1月初,粤军1师沿西江东下,配合滇、桂军讨陈。邓演达率领工兵营担当前锋,并前往指挥。部队抵三水时,邓演达前往说服三水防军负责人陆兰培参加讨陈。并代表1师任陆为团长。1月15日讨陈联军进抵广州,陈逆退守惠州。邓演达率部队驻广州越华路广东省长公署。1月底西江一带情况紧张,邓演达奉命率部驻江门。2月上旬孙中山从上海返广州,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下令整编粤军,1师扩充为粤军第4军,工兵营扩编为1师3团,邓演达被任命为3团团长。4月驻肇庆,三水,清远一带的桂军沈鸿英叛乱,邓演达奉命率部队讨伐,以地雷队炸开肇庆城垣,歼灭守敌。不久,滇军杨如轩等率部在广州叛乱,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率3团赶返广州拱卫大本营。孙中山授邓演达为少将衔参军。9月沈鸿英部从广西袭扰西江一带,邓演达奉命率第3团入桂,占梧州打击沈鸿英的势力,并与李宗仁、黄绍竑等合作,进行统一广西的工作。7月底陈炯明部骚扰东江博罗一带,邓演达奉孙中山手谕,率所部往东江与陈军作战。8月间,讨陈战役结束后,复移驻肇庆休整。年底1师师长李济琛于肇庆设西江讲习堂,任邓演达为特约教官。

1924

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校,任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琛、沈应时、林振雄等7人为筹备委员,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费、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李济琛(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等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同年3月1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任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

1924年6月1日,黄埔军校开课,任李济琛为副主任,邓演达为团长职务,团长职务在校长之下。军校分设6部,为了专心搞好军校工作,邓演达辞去1师3团团长职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出席主持并发表演说,邓演达等也出席了开学典礼。8月蒋介石任用亲信王柏龄等,坚持革命立场的邓演达受排斥,无法开展工作,乃决定离开军校到上海,准备到德国留学深造。同年12月2日在上海写信给张难先,表明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到德国留学是由于蒋介石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所致。

1924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于武昌开会,决定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正式迁都之前,执行最高职务。邓演达出席了会议表示拥护这一决定。1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武汉成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是日于武昌成立,邓演达、郭沫若、徐谦等人被委为筹备委员,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25年(30岁),年初抵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勤奋钻研经济,政治、社会等学科,努力掌握德语,并与正在柏林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等人交往。3月在德国听到孙中山病逝噩耗,不胜悲痛,曾致信友人表示“此后,不独中国,即亚洲前途亦黯然!”并在柏林参加组织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活动。冬天由于国内形势发展迅速,深感不

能再在国外闭门研究,于是离开柏林,经莫斯科回国,投入斗争。

1926年(31岁)1月1日,国民党“2大”在广州召开,邓演达从国外赶回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游欧经过的报告。大会至19日结束,邓演达当选为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中下旬复回黄埔军校工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区委提出的关于在军校设置政治科等正确主张。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7人为改组筹备委员。8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不满蒋介石所为,更加遭蒋嫉恨。4月由于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立场,乃被蒋介石借故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1926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了《今年“五一”节的意义》一文。6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6月27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同学恳亲大会,出席并发表演说。6月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在广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部署有关北伐中政治工作问题,并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注意做发动农民工作,在广州主持开办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聘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人为教官,邓演达本人亦参加讲课。7月9日誓师北伐典礼在广州隆重举行。7月12日应邀为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7月21日应邀出席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的15万人群众示威大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国民革命军要与人民相结合,要为人民解除痛苦。7月25日(或26日)离开广州赴北伐前线。8月12日蒋介石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第2期北伐作战计划等问题。邓演达与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张发奎等高级将领均出席了会议。8月21日从长沙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北伐军已于是日攻占岳州。8月24日命令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与留守部,先遣队应随军前进,及时做好政治工作。

1926年8月27日至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汀泗桥与贺胜桥,直指武汉。这期间,邓演达经常带有关工作人员在前线参与军事指挥工作。9月1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展开进攻未克。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攻城司令部的军事指挥工作。9月3日北伐军继续组织攻打武昌城。邓参加督战,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仍未能攻克。9月5日邓演达继续参加督战,攻打武昌城。是役,他的翻译纪德甫不幸中弹阵亡,邓本人的马为敌人流弹打死,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幸本人无恙。9月7日于武昌南湖文科大学亲自主持召开追悼纪德甫大会,并代表政治部致悼词。9月8日由于汉口为北伐军攻占,总政治部决定于汉口设办事处,邓演达命郭沫若主持汉口办事处工作。9月14日广州《工人之路》刊登了邓演达致省港罢工委员会函,对罢工工人的反帝英勇斗争表示支持及慰问。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湖北常务委员会,筹备成立湖北省政府,委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任。由于总司令部率部移师江西,决定于汉口设行营,委邓演达兼任行营主任。10月1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总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办公,驻旧省议会。他在会上还提

出总政治部今后工作应偏重于农民运动方面。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于广州召开,讨论国民攻府是否迁都武汉等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主张迁都武汉。后会议以形势仍未安定,拟暂不迁都。同年11月1日主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亲任招考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11月11日与唐生智等前往九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同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广州召开,再次讨论并通过迁都武汉。邓演达参加了会议,并被委托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6年11月27日,从广州飞武汉,负责迁都的准备工作。随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有关委员分批离穗北上武汉。与李宗仁等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分裂阴谋有所察觉.乃对别人说"蒋介石故意要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

1927年(32岁)1月1日,国民党湖北第4次代表大会举行,一致推举邓演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为此致电邓演达,要求他早日到会“指挥一切”。1月4日从武汉抵南昌,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之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但不为蒋所接受。1月7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先后任命了一批各军,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以“应付日前政治形势”。分会指定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陈铭枢、唐生智等13人为委员。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抵武汉活动。在邓演达等支持下,50万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要求蒋介石接受迁都武汉的要求。1月17日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武汉各界代表招待宴会,再次带领到会代表,当场质询蒋介石违抗迁都,大搞分裂的行为。是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于武昌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邓演达参加了大会,并发表演讲,表示要努力解放工农群众。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湖北省党部开会,讨论筹备组织湖北省政府等问题,邓演达等20人出席。会议通过徐谦、邓演达等11人为委员,下设7个厅,邓演达兼任军事厅长,定2月1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后因筹备未果,延至4月成立)。

1927年1月中旬,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1月25日与徐谦等15人为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审判盘踞武汉顽抗北伐军的奉系军阀将领陈嘉漠,刘玉春等人。1月26日从武汉赶江西,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2月9日在吴玉章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并由吴玉章、徐谦、邓演达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2月11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湖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23次政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诸问题。2月12日在武昌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18日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并发表演说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该讨论会按例逢星期6下午举行,如无特殊情况,邓演达都参加主持。邓演达撰写的《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作为《汉口民国日报》“代论”在该报发表。

1927年2月20日,在武昌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24日在有20余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当前亟应大力反对这些老朽昏庸分子,促进国民党的统一。2月25日与吴玉章等12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关于外交策略等问题。2月27日湖北阳新县豪绅地主杀害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造成了“阳新惨案”。事后,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3人共同组成“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责成有关方面严惩凶手,并召开有9万人参加的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力支持阳新农运的开展。3月1日中央农民讲习所在武昌正式开课.该所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1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大会聘请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李汉俊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在开幕式上,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3月3日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向他报告日前举行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3月6日为期3个月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及党部成立大会。邓演达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召开国民党2届3中全会有关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并与吴玉章,徐谦,恽代英,陈友仁等人一道被选为提案委员。3月10日国民党2届3中全会于武汉开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一系列决议案。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对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他还与毛泽东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会议至17日结束,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1927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武汉3镇同时分别举办纪念大会。大会发表了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通电,邓演达出席了武昌方面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是日,又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部作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等问题的报告。3月13日到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工作政治报告,指出当前是我们整个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时候,鼓励农民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勇敢起来投入斗争。“将来必可造就一个农民世界”。3月14日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被选为主席团总主席,在大会作政治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3月15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开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大会代表。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

1927年3月16日,向国民革命军第4、第11军军官作报告,介绍国民党2届3中全会的经过以及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3月19日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12次会议,作关于最近军事及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蒋介石派心腹曾扩情等从南昌抵武汉,企图诱惑邓演达放弃反蒋斗争及革命立场,遭邓严词拒绝。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次会议讨论关于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间及人选等问题,指定邓演达、谭延闿,吴玉章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宜。3月22日湖北农民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闭幕,邓演达,陆沉等17人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由于宣传工作需要,邓演达下令从北伐宣传训练班中抽调30余人分发到驻河南省各军工作,是日束装出发。3月27日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等问题。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毛泽东、方志敏、周以栗、易礼容、陆沉等出席了会议。

1927年3月30日,湘赣鄂豫4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于武昌举行,讨论和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协等事宜。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民临时执委会,选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延闿、谭平山、陆沉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月31日在第11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军队主要任务为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及维护民众利益。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组织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实行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正式任命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徐谦、顾孟余5人为委员,谭、邓、恽等人为常委。

1927年4月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一文,阐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初开学后,是日在所长邓演达主持下举行正式开学典礼。邓演达在致词中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强掉指出当前革命进程中要解决两个最大问题,即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4月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任命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等为委员。是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第1次会议并作报告指出当前一切问题及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上,亦即集中在土地问题上。因此急应开会讨论,国民党应迅速制定出方案去解决这个严重急逼的大问题。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公临时执委会成立,执委通电就职。上旬武汉分校正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徐谦等人为校务委员。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车厢80余辆,宣传人员1千余人,负责在铁路沿线一带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11人为政府委员。4月10日至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由是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下,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及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逮捕严惩。4月19日出席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举行的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北伐的重要意义。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其瑗、谭延闿、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4月28日,在武汉出席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将士们要以英勇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4月29日在武汉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欢送第4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出发前方大会。同日,与彭湃等在汉口花世界大舞台向武汉各校学生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下旬为配合2次北伐,开展农民运动,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兼组织科长。该会办事处暂设武昌湖北省农民协会。5月5日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前方工作。5月7日在邓演达支持下,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于军校举行讨蒋大会,并通过成立讨蒋委员会。5月10日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艺术性的诞生》一文。5月12日统率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离开武汉,抵北伐前线,到驻马店一带视察工作,总政治部由副主任郭沫若留守。5月14日从前线返武汉,翌日又偕同俄顾问铁罗尼等乘机赴前线,参与指挥工作。5月21日奉邓演达的命令,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成立,负责慰劳安置北伐中负伤之官兵,邓亦亲自前往慰问伤兵。5月22日在西平向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军应与民众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5月24日率领政治工作人员抵周家口工作,并随军前进。5月26日于张梁庄再次向第11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发表演讲,论述当前北伐形势,对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的要求。

1927年5月28日,临颍之战,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指挥。第11军206师70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于是役壮烈牺牲。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下达命令,要求本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等地工作。6月1日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顾孟余、张发奎、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冯玉祥、汪精卫等在会上提出反共,邓演达表示反对,但不为接纳。会后,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日益加剧。6月14日从河南前线返回武汉。6月19日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说。

1927年6月20日,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开幕。大会通过邓演达、彭湃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邓演达在会上发表题为《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的演说,指出近来湖北农运工作有些缺点,但仍表明支持农运的态度。6月2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3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的途径,当前的口号是要"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打倒南京伪政府的纲领"。6月25日邓演达在其公馆召开扩大(总政治部)部务会议,部署今后工作事宜。6月29日中国济难会于汉口总商会召开济难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通过成立全国总会临时干事会及审查会。邓演达与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苏兆征,邓中夏等20人当选为审查会委员,郭沫若、恽代英等30人为干事会委员。

1927年6月3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告别书,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来工作”。

1927年7月8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文章还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

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斥责汪精卫一伙无耻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受汪精卫集团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部长职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再转陕西潼关,乘苏联顾问专车车辆前往莫斯科。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于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邓演达未有参加南昌起义,但与宋庆龄等共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1927年9月15日,抵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与宋床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宗旨为向人民揭露蒋汪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1月1日接受宋庆龄,陈友仁的委托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他们3人名义,于莫斯科公开发表。12月离开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在此期间,他与宋庆龄(后亦抵柏林)等人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与侨德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组织了一个学会,讨论有关中国问题,在德居留期间,他刻苦钻研有关乐投亚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

1928年(33岁)7月,由汉堡乘轮船到北极附近旅行。1929年(34岁)5月23日致丘哲信,谈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的看法,信中并表示“只要有在国内工作之可能,就要回去”。6月30日致丘哲信,谈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认为社会乐投亚洲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9月初离开拍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旅行,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指导今后行动。9月18日从纽伦堡致信丘哲,说离开柏林已快3周时间了,消息闭塞,请丘哲及时为他提供有关新闻。10月发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指出"反动的南京统治是代表中国整个的旧的反动势力",当前的目的"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10月底在德南部游历后到巴黎。后渡海到伦敦居住。

1930年(35岁)2月上旬,抵达意大利米兰。2月下旬到保加利亚,继续作考察旅行。3月初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地考察旅行,后又到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5月在外国考察结束后回国。返抵上海。邓演达离开德国柏林回国前,曾与正在柏林逗留的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他返回祖国后,积极联络有关方面人士,进行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合的活动。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3党),表示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行动委员会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邓演达亲自撰写发刊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等文章。9月1日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作为该会的政治纲领公开发表。9月15日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9月20日邓演达撰写的《第2国际领袖樊迪华之来华》、《奉军入关与时局》、《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2期。9月21日撰写《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的中国》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2期。11月10日撰写《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3期。11月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以后再向全国扩展,以进行反蒋活动。

1931年(36岁)1月5日,撰写《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指出"要推翻现时买办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只有待决定于为建立平民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行动而努力"。春到东北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及联络有关人士,策动共同反蒋。4月先后撰写《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从西班牙的政变说到南京统治的崩溃》、《"五一"纪念节告工友》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5期,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5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于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非常会议,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造成宁粤分裂的局面,粤方曾派人游说邓演达参加,即遭邓拒绝。6月25日撰写《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7月先后撰写了《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等文章,在上海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训练班,以培训反蒋力量。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路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翌日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8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从上海押解往南京。在此期间,蒋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严词拒绝,表示“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1931年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邓演达墓

邓演达墓,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旁,陵墓座北面南,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邓演达,广东惠州人,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汕头和1913年讨袁的战斗。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邓演达竭诚拥护,积极贯彻执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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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工先驱:邓演达》,马烈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11

9、《邓演达传》,张光宇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4

10、《党史教育基地简介》,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南京市委员会.—南京:农工党江苏省委/南京市委,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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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中国民主党派》(资料选编)油印本(时间不详).—南京:南京大学乐投亚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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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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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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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邵献图、周定国等,《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

72、《五百年历书》,万年历编写组 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2.8

73、……

……

(注:樊氏图书馆收藏,地址:江苏省东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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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年代,尽管是在管理严格的军校,左右派之间的争斗从来就没停止。也正是因为这样,黄埔四凶也成了左右派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他们当时满怀着爱国之情,终究还是没能扛住激烈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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